坪山乡河唇村，有个名老中医曾炳光先生，是叶鸡发的亲 戚。父母看到了这种关系网，希望儿子能学会中医，也算是个有 名位的人，就决定我去拜老中医为师了。

师徒会面之时，曾炳光先生正在病危之中，高明的医术却也自身难保，没几天师父就去世了。我只好当他大儿子曾庆林的徒弟(他二儿子和一个侄儿也 是有水平的中医)，师父兄弟俩开了一间药铺，因此我在香港学 的中药终于派上了用场。这样我比他原来带的徒弟却优惠多了。原定要学金三百元小洋，现在交一百元就行了，还叫我在中药铺 吃饭。我抄了三四个月的药书后，便叫我跟他一起去出诊了。这些优待和信任，在以前的师兄之中是史无前例的。
当时，我身兼数职，既是抗敌同志会第七村支会主席，又是民兵队长、三间夜校的教员，常常要回来办些事。在河唇村学中 医的事成了“三天打鱼、二天晒网”。师父对我不能长期在他那 里学习和帮助药铺做些事而或多或少有点意见。有一次，师父可能是不方便正面开口，便用开玩笑的方式对我说：

“你老是在家里搞什么宣传发动群众抗日，那些种田的人，脚踩穿地皮、喉咙喊破(叫口号)蒋委员长也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有什么用呢?温旅正规军都不敢打日本，你那几个农民(民兵)几条烂单响，赶鸡都不走，还敢向日本兵开枪吗?”

我面对他笑了笑：“众志成城”再好的红花也要绿叶扶持，人多力量大，柴多火焰高，一人 吐一口水，就可以把小日本淹死”!

他笑了笑，我也笑了笑。他想再说没笑出声，我没再说，也笑不起劲。他除了看不起民兵的 力量，还有恐日病，主要焦点还是对我少在药铺学医和帮忙有意 见。

河唇村位于淡水来坪山的路边，上次日本兵由淡水来坪山时 就是人叫马嘶地从那条村经过的。听说当时全村人跑得很快，老人小孩都跑得精光。惊馀了几天之后，人们才陆续回村，各人重 操旧业。好像日军过境的事没有发生一样，没有体验到被日军铁蹄践踏的痛苦。而曾生的游击队也没到过这里，坪山游击队开大 会演戏，这条村的人也很少参加，所以他们的抗日热情不高，对 自己的力量不信任，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。但师父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，成天跑里跑外，应该见多识广，为什么他也是这个样子呢?真令我费解。

我家乡的男女老少在宣传队到来之前，也跟河唇村的人们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。但游击队进村后。精神面貌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组织农会，成立武装，抗日情绪空前高 涨。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：长期被洋人讥讽为“一盘散沙”的中国人民，在共产党游击队这些“凝结剂”的作用下，已成为顶天 立地的巨大盘石了，完全有能力完成抗日救国的重任。看来，只有宣传抗日才能普渡众生，拼命学医也救不了几人。这也许是我 师徒分岐的始因。
师父看我不易“回头”,也没再说什么了。为了忠孝两全， 减少师父及家庭的意见，我也尽量挤出多点时间学中医和捡中 药。也许是在香港中药房时对中药性能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，加上师父对我优待，提早带我出诊，使我增加了临床体验。实践使我认识到，中医虽是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但也有许多落后之处，除了缺少现代医学仪器配合诊断外，药剂也很需要认真改革。常常碰到一些急性病人，医生开出处方后，要跑六七公里外的药店去抓药，回来还要煲上一二个小时，这样往往性命难保。这个问题 许多老前辈中医也许会有同感，中药药剂能否改良呢?

有一天， 在出诊的路上我笑着对师父说：能够将各种中药改成“膏、丹、 丸、散、水”多好啊，这样我们可以带着上门，将会救活许多急性病人，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呢?需要经费，我设法负责一半。他比我笑得更大声，你真天真呀，神农至今都还没有解决，你我就 想解决这些难题吗?我也忍不住接上一句说：神农时没有轮船飞 机，为什么现代人就用上了呢?他不作声，我也不再说了。但我 内心在想：为什么一个人在政治上保守，而在本身业务上也是同 样保守呢?
师父的父亲是个有名望高水平的名中医。师父也是个在医术 上很有研究的人，他正在努力实践着当个名中医和药铺老板的理想。因此，父亲死了，求诊的病人并没有减少，父亲的名望也没 有影响，出诊和门诊的任务仍很繁重。师父的处方，他弟弟及侄 儿的处方，每日都有一百几十张，即使没有外来的处方，也可以保持这间小中药铺生意兴隆。

河唇村在淡坪的路边，几乎每晚都有一批由人挑着的乌矿木油私货由沿海偷运到香港，再从香港运回“火水”和洋货，
出一进都不交什么税，只向国民党杂牌军和一些土匪头交点“保护费”，因此利润特别惊人。师父了解到干这一行的人，收入比 他的诊金和中药铺的利润总和还要多几十或上百倍。因此，师父出诊时常带我去，复诊就交给我去“收尾”。以后，初诊也叫我单独出马，中药铺以他弟弟为主，我也在其中帮大忙。这样，他 就能抽出身来去搞些出入口的私货，私运木油、乌矿出去，用牛奶矸(倒空牛奶)把同样重的“大烟土”放进去，充作牛奶，几十矸地带回来，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使他在走私路上和香港的时间多，在家看病和处理中药铺的事务时间少了。还在香港找了个小老婆，有时还带回来。这样，放弃了当名中医经营中药铺之 业，以走私收入为主，抱着美人来往香港内地。因此，虽处国难当头，他也感到没有考虑的必要了。

日寇铁蹄无情，师父的理想破灭了。他过了几个月的理想生 活，患有严重肺病的弟弟病逝了，这对师父向往理想生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当然，他尝了几个月的“甜头”,也不愿轻易放 过。俗话说：“无牛轮到马耕田”,我这个只有一年在中药铺 (香港时)经历，还不足十个月的中医学徒，被师父强迫披挂上阵了。每天既要出诊和门诊，回来还要拾几十剂中药。他还是一心扑在“理想”的生活中。

因为家乡是新区，组织上决定我放弃学中医，要我和几个先 后参党的同志回来坚持工作，开始，父母想不通，经过耐心的说服，最后才勉强接受。但师父那一关却不太好过，他知道我要回 家不再学中医，却再三挽留，磨磨蹭蹭，企图动之以情。但我大志已定，再三推辞，他看到强扭的瓜不会甜，就只好由我了。

弟弟的死，徒弟的离，师父仍不愿放弃原来的“理想”,在 缺少人手的环境下，他把小老婆从香港带回家中长住下来，药店的事务一人包揽，不过与原来的“理想”生活相比，水平降低 了。安定了一年多，日兵卷土重来，河唇村的群众看到前次日军过境秋毫未损，这次走的人少了。但事与愿违，这次日军进村时却又抢东西又打人，走时还放了一把火将师父的这间药铺烧掉 了，村民能逃离劫难的也不多。这样，师父的门店被烧，自然来 看门诊或叫出诊的人也少得可怜，小老婆见势不妙，也不愿跟师父久留，跑回香港去了，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师父“理想”化乌有。

生活的现实使师父思想大转弯，旧意识引他走向毁灭。师父无依无靠，破了家财又失“妻”,像无头的苍蝇闯进了曾生的游击队。因为他有一手漂亮的书法，在部队担任了一个时期的油印 工作，没多久就担任了小队长。在他的那个小队里，有一个同村 的兄弟，村中有一个名叫曾苟的人，不知何时与师父结下了仇 恨，师父乘有权在手之机，就说曾苟是汉奸特务，便叫那个同村 的兄弟去把曾苟从村里抓出来杀掉了。

事发不久，曾姓人到曾生那里告状，有许多迹像表明是仇杀作案。后来在地下党配合调查证实，凶手就是师父，最后给游击队枪毙了。

想不到师父就这样 因思想保守、心胸狭窄而走向了极端、走向了毁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