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1937年的岁末，杭州和济南先后沦陷，日军分路进逼广州和武汉，湖南处在一个正慢慢收紧的口袋之中，再度迁校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选择。但在这件事上，临大校方面临的压力非比寻常——幻灭、悲观是真实的，然而热血、勇毅也是真实的，就像北大政治系大四学生张起钧所描述的舆情，南京陷落后，更有一股悲愤激昂的气氛，谁也不许有低潮、低调的表示，“现在要迁校，舆论不认为你是为百年大计着想，却认为是动摇军心的‘败北主义’，谁敢公然讲搬家……”舆论里那句反对西迁的话，“昆明湖不在颐和园，大观楼哪如排云殿”，要么是长沙国民日报的社论，要么被贴在临大校门内走廊的大字报上，很可能兼而有之。

1938年元旦这一天的长沙《大公报》在头版刊发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《革命乐观主义》给读者打气，四版一篇专栏《与其逃，何若守：我的新年偶感》更要求将“逃命心理”完全毁灭：“近来，常有人问我，问我是不是打算下乡，可是我感谢这些关切我的人，我只是淡然地答复他，我是没有逃到其他的地方的想念的。我们要避免无谓的牺牲，但是，到了不可免的牺牲的时候，我想，我们可千万不能逃避，更况，距无谓的牺牲的时候，还差得很远呢！所以许多人的逃云南，逃四川，我都觉得他们卑怯，我鄙夷他们，我以为国之将亡，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。”